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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我总是多少有这样的感觉:正因为自己心中有这样的观点,才有可能在不同场合下或顺利接受他们讲述的话,或果断予以拒绝。如果补充一句,常识(commonsense)这个东西才通过这一系列采访而最终——终究不过是我常识性感想——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如果允许我诉说个人心情,我作为用一年时间采访《地下》的采访者,对于引起地铁沙林事件的奥姆真理教当事人(现行犯及以各种形式参与那起事件的人),至今仍深感愤怒。我实际目睹了遭遇那起事件、现在仍以种种不同的形式遭受其折磨的人们,实际目睹了被夺走所爱之人的生命的人们的无尽苦恼。对此我不能忘记。同时认为,无论出于怎样的动机、有怎样的缘由,那样的罪行都是绝对不应饶恕的行为。

但是,关于作为总体的奥姆真理教团体实际上或精神上抑或结构上参与那起事件参与到何种程度,我想一来各执一词,二来对于事实判断还是要公正地交给读者。换句话说,我采访奥姆信徒(及原信徒),既非为了谴责他们,又不是为了以新的观点重新评价他们。这点还请诸位大体给予理解。在这里我想提出的,一如我就《地下》所说的,并非一个明确的观点,而是为推出多个明确的观点所需要的有血有肉的材料(material)。

《地下》出版后和这部《地下2》连载(《文艺春秋》月刊)也结束的时候,我两次倾听了河合隼雄先生的谈话。虽然形式大体算是“对话”,但实质是我(村上)提出疑问而由河合先生就此解答。在做完《地下》和《地下2》两次漫长的采访工作之后,总是觉得烦躁,心情无法安顿下来,而河合先生出于心理疗法专家的立场对此给予细致的(并且富于深刻暗示的)解答,我因之得以“茅塞顿开”。作为我可以如此坦诚相问的对象,除了河合先生我还想不出更合适的人来。

当然,作为小说家(fictionmaker),我以后必须经过种种样样的物语程序来一一立体式验证和处理自己心中遗留的东西,但走到那一步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并非可以一蹴而就的。就在这个阶段,我得到了一种启示,使得自己在心理上姑且划上一个句号——对此我要对河合先生致以深深的谢意。

此番采访连载于《文艺春秋》九八年四月号至十月号。对于提供如此场所和机会的平尾隆弘总编和替我逐一耐心处理接踵而至的烦杂的现实问题的编辑部大松芳男(作为“奥姆一代”的一员,他每每提出有益的意见),我要深表感谢。在出版单行本之际,又得到了出版部村上和宏先生的帮助。

另外想说的是,连载当中用的总标题是《后地下》(postundergronnd),后来偶尔读得美国诗人马克·斯特兰德的诗《一个老人在自己的死中醒来》(AnOldManAwakeinHisOwnDeath),心中忽有所感,从中得到《在约定的场所》(Theplacethatwaspromised)。诗是村上翻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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