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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心灵的盛宴 1976年7月4日,纽约港

高大的船帆在深紫色的夜幕中飘扬,烟花射向天空、炸开,在肃穆的自由女神像上方散开,变成红色、白色和蓝色的烟花。似乎全世界都在观看,全世界的人都汇聚在此。来自55个国家的船只把水手们运到了曼哈顿,与这里的百万人一起欣赏这史无前例的盛会。一切都是为了美国建国200周年的庆典。城里所有的酒吧,直到第二天凌晨依然挤满了水手,后来人们一致认为纽约市这次办了一个史上最大的派对,招待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宾客。

后来,当流行病学家彻夜研究并讨论病毒是何时何地开始流行时,他们注意到了这次盛会,并忆起纽约港那个绚烂夺目的夜,还有那些水手;想起这些人是从世界各地汇聚到纽约的。

1976年,圣诞夜,扎伊尔,金沙萨

烈日炎炎的非洲天空暗了下来,并且闷热异常,完全没有圣诞节的感觉。

在位于赤道的首都,持续的酷热让伊比·拜博耶格医生更加渴望回到丹麦。厨房里,决心帮年轻的同事缓解一下思乡之情的格蕾特·拉斯克医生,正着手以类似丹麦传统中开始庆祝圣诞的惯例准备一顿晚餐,几个世纪以来,这种庆祝方式被称为“心灵的盛宴”。

她一边准备,一边回想起自己在齐斯泰兹度过的童年,这是一个古老的日德兰港口,坐落在靠近北海的利姆峡湾。格蕾特·拉斯克知道主菜必须包含一道禽类做的食物,在日德兰他们用鹅肉或鸭肉,在扎伊尔只能用鸡肉替代。在处理鸡肉时,格蕾特又一次感到了时时袭来的疲乏。过去两年里,她一直被疲惫缠绕,现在她觉得扛不住了。

格蕾特倒在了病床上。她是来这里接替比利时医生的丹麦医生之一——这个新生的国家急于摆脱其比属刚果 的殖民地身份,所以不欢迎比利时人。格蕾特初次来此是1964年,随后回到欧洲学习腹部手术和热带疾病的治疗。过去4年,她一直生活在扎伊尔,尽管在非洲待了这么久,但她依然是那种典型的以来自峡湾北部为傲的丹麦人。来自利姆峡湾以北的人,个性直接果断,独立率真。峡湾将丹麦半岛一分为二,北部的居民会说,生在峡湾南部的日德兰人性格偏弱。而因为哥本哈根的国王遥不可及,坚毅的北部居民几百年来养成了自己的集体特性。来自齐斯泰兹的格蕾特·拉斯克正是这种特性的写照。

这也是她来到离家5 000英里的扎伊尔的原因。如果在哥本哈根的大型现代医院,她可能会是一名收入可观的外科医生,但是大都市的工作意味着要被人监督,听人命令。而她宁愿在扎伊尔北部偏远的阿布莫拜兹村的简陋医院里工作。在那儿她一个人说了算。

阿布莫拜兹的医院条件并不像这个国家的其他医院那么糟。这里出过一位著名的将军,他很有影响力,能把白人医生吸引到村里,而格蕾特正是在此与比利时修女一起用讨来或借来的设备开展工作。这里毕竟是中非,即便受到优待的诊所也无法配备无菌橡胶手套或一次性针头这样的基础设备。针头得反复使用,直到完全磨损,手套破损以后,就得冒着风险把手伸进病人的血液中去,别无他法。基本设备匮乏,意味着外科医生必须面对的风险是发达国家的医生难以想象的,因为在落后地区,尤其是中非,新的疾病会如噩梦般有规律地滋生。这一年的上半年,在距离阿布莫拜兹不远的地方,扎伊尔-苏丹边界埃博拉河边的一个村庄,一种可怕的致命新疾病爆发,展示了落后的药物和新病毒带来的危险。恩扎拉村的一个小贩因为发烧和无法控制的大出血来到马里迪的护士教学医院就医。这个人的病显然是由性行为引发的。然而几天内,马里迪40%的学生护士都被感染并伴有发烧,不管是标准的护理程序还是意外被针头刺到,病毒都可以通过接触病人的血液传染。

吓坏了的非洲卫生部门官员收起自尊心向世界卫生组织求助,世卫组织派来了一位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当年轻的美国医生抵达时,39名护士及2名医生已经去世。疾控中心的医生迅速行动,隔离了所有的发烧病人。当地人对美国医生禁止用传统方式埋葬死者极为愤怒,但清洗尸体的仪式明显导致了疾病的进一步扩散。数周内,传染病得到了控制。最终,这个后来为人们所熟知的埃博拉病毒导致了53%的受感染者死亡,153人丧生,然后突然消失了,一如它当初神秘降临。性和血液,是传播新病毒的两条超高效途径。若干年后,当医生们谈及这个新的杀人病毒幸而是在地球最偏远的角落萌芽并且很快被消灭时,声音里带着些许安慰。假如发生地距离这个地区的交通要隘再近一点,势必引发可怕的瘟疫。有了现代化的道路和飞机,地球上没有哪个地方会遥不可及;也没有哪种疾病会像从前那样,找不到散播到地球各个角落的途径,只能在某个遥远的人群中流连几个世纪不为人知。

人类与疾病之间的斗争,没有比在恶臭的赤道气候下进行更惨烈的了,在那里高温和湿气会激发出新的生命体。一位历史学家认为,远古时代非洲地区第一批进化出来的人类,之所以向北迁徙到亚洲和欧洲,不过是希望找到致命微生物无法高效滋生的气候条件。

就是在这儿,在世界上最糟糕的医疗环境下,格蕾特·拉斯克前来救死扶伤。在阿布莫拜兹的3年里,她通过软硬兼施弄到了资源,建起了她的丛林医院,当地人敬爱她,视她为偶像。后来,她回到了繁华的金沙萨,在最大的医疗机构——丹麦红十字医院担任首席外科医生。她遇到了刚刚从南部另一个偏远乡村回来的伊比·拜博耶格。拜博耶格长着浓密的黑发,身形小巧,看起来不像丹麦人,而他自认为这是某位西班牙水手在几个世纪前到丹麦留下的遗产。格蕾特·拉斯克具有齐斯泰兹女人的特征,高高的颧骨,剪得很短的金发,一些人说她有股“英气”。

在拜博耶格看来,那个圣诞夜,格蕾特的样子令人担忧。她身体消瘦,体重因不明原因导致的腹泻而下降。自从她在北部那个贫困的村庄工作以来,这两年她一直有隐隐约约且持续不断的疲惫感。1975年,经过药物治疗,症状短期内有所缓解,但是过去一年来,任何治疗似乎都无济于事。她的体重越来越轻,每一天都精疲力竭,衰弱不堪。

更让人担忧的是,46岁的她淋巴系统功能紊乱,而淋巴正是人体中发挥免疫功能抵御疾病的腺体。格蕾特所有的淋巴结都肿大,这种情况已持续两年。通常,淋巴结会在身体某处肿大,在脖子、腋窝或者腹股沟处出现小肿块,以抵御这样或那样的感染。但她的淋巴肿大似乎没有任何理由:身上没有哪里存在明确的感染,更没有迹象表明为何会引发如此大规模的全身性淋巴肿大。

疲惫感,是格蕾特医生的症状中最令人不安的部分。当然,在她感觉还好的时候,这个峡湾北部来的务实的女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放松。比如那天,原本并没有排她的班,但她还是工作了一整天。她总是在工作,而在这里似乎也没什么好说的,因为总是有很多事情要做。然而拜博耶格觉得,她的疲惫并非过度操劳引起的。工作向来辛苦,但格蕾特的身体一直相当健康。不,她的疲惫有着更隐秘可怕的原因;它的形影不离令她举步维艰,它像热带草原上的鬣狗无时无刻不发出咯咯的声音,嘲笑医生的勤奋敬业。

尽管格蕾特·拉斯克不是多愁善感之人,也不是无比虔诚的基督徒,她还是想鼓舞年轻的工作伙伴;可是,她倒下了,再一次无法动弹。两个小时后,格蕾特醒过来,有心无力地开始吃饭。拜博耶格惊讶于她病得如此之重,即便是像“心灵的盛宴”这样的东西也无法让她打起精神保持清醒了。

1977年11月,丹麦,提斯特德

在利姆峡湾以北,丹麦的一个荒凉地区,凛冽的北极寒风捶打着光秃秃的荒野。一栋白色农舍孤零零地矗立着,离它最近的邻居家在两英里开外。狂风从北海而来,向西横扫,席卷沙丘和低矮弯曲的松林,发出嘶嘶的呼啸。小屋整齐的红瓦屋顶下,格蕾特·拉斯克气息急促,正通过氧气瓶呼吸。

“我想死在家里。”格蕾特貌似不经意地对伊比·拜博耶格说过。

她的医生们唯一能达成共识的是她的临终预后。其余一切都是谜团。拜博耶格也刚刚从非洲回来,他反复思考着格蕾特身体上的复杂奥秘。一切都太不合理了。1977年初,她看起来有所好转,至少淋巴结肿大的症状有所缓解,尽管她变得越来越萎靡不振。她又继续工作了一段时间,最终在7月初的时候到南非进行了短期休假。

突然之间,她开始呼吸困难。格蕾特吓坏了,飞回了哥本哈根,途中她靠瓶装氧气撑了过来。几个月以来,丹麦的顶级医疗专家为她做了检查,进行了各种研究。然而没有人能够彻底搞清楚,为何她会无缘无故地濒临死亡。同时,一系列无法捉摸的症状突然显现出来。她的口腔出现酵母菌感染,葡萄球菌感染在血液中扩散。血清检测显示免疫系统异常,她的体内缺乏T细胞 ,它的作用是调节和引导身体抵御疾病。唯一能够解释T细胞缺失和身体无法击败感染的理由是淋巴癌,然而活检表明,她并没有罹患淋巴癌。医生只能心情沉重地告知,她患的是不明原因的渐进性肺病。并且,在她直截了当地提问之后,得到的肯定回答是:是的,她要死了。

最终,格蕾特·拉斯克厌倦了哥本哈根的医生们的扎针和无休止的检查,回到了齐斯泰兹的农舍。当地一名医生为她在屋里安装了氧气瓶。格蕾特的多年好友——附近一家医院的护士来照顾她。躺在白色的农舍里,格蕾特回忆起了她在非洲的日子,而北海的大风呼啸着,在门外垒起了日德兰半岛的第一场冬雪。

在哥本哈根,伊比·拜博耶格为他的朋友忧心忡忡,他现在就职于国立大学医院。她那些难以解释的病症肯定是有原因的,假如再多做几次检查的话……他认为,罪魁祸首可能是被忽略的普通热带疾病。她可以被治愈,然后他们会一边呷着美酒,一边享用“心灵的盛宴”,笑谈问题竟然这么容易就解决了。拜博耶格恳求诸位医生,诸位医生又恳求格蕾特·拉斯克,最终憔悴的她又回到了哥本哈根古老的瑞斯医院,做最后一次尝试。

拜博耶格永远都无法原谅自己把她从峡湾北部的农舍里带走。如果临终前她没有承受那些密集的检查,也许不会激发她体内隐藏的致命微生物。1977年12月12日,离“心灵的盛宴”仅剩12天,玛格蕾特·P·拉斯克 去世,享年47岁。

随后,拜博耶格决心投身热带医学研究。他想在离开这个世界前弄清楚,究竟是非洲丛林里的哪个微型恶魔残忍地夺去了他最好的朋友,一个毕生如此关爱他人的女性的生命。

格蕾特·拉斯克的尸检表明,她的肺部充满了千百万被称为肺囊虫(Pneumocystis carinii)的微生物,正是它导致了这种令她呼吸困难的罕见肺炎。这次调查没有得到答案,却引发了更多问题——没有人会死于肺囊虫肺炎(Pneumocystis)。拜博耶格深感困惑,他打算着手研究此病,却被年长的教授们劝阻了,他们建议他研究疟疾,不要去研究肺囊虫肺炎,说这种病太少见了,研究它是不会有前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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