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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贝居因运动:女性之城的盛与衰

发端于西欧低地国家的贝居因运动是中世纪晚期最重要的女性宗教运动。在这一时期的西欧诸国,随着社会经济的复苏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市民阶层的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开始扮演日益活跃的角色。在城镇里,女性的活跃不仅表现在她们广泛进入到社会经济生活当中,还表现为女性在这一时期的社会宗教生活里开始成为一个日渐受到关注的群体。早在基督教创立之初,就不乏女性信徒的积极参与,在福音书和《罗马书》中都可以看到女性门徒虔诚而又热情的身影。在中世纪,隐修主义的盛行使得渴望投身于宗教生活的女性只能走进修道院的高墙之内,在缄默与顺从中度过她们的一生。她们无法像早期的女性门徒那样和男性同伴一道为自己的信仰而奔走,甚至成为教会的领袖。中世纪的教会对于女性修道现象持一种复杂而又矛盾的态度。教会的领袖与神学家们一方面给予修道的贞女以极高的评价,称她们为“基督的新娘”;另一方面,教士又常常援引包含厌女言论的《圣经》文本和教父神学家的言论,限制女性在教会中的地位和修女的人数。

兴起于13世纪初叶的贝居因运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女性在宗教生活中被边缘化的态势,使得女性的身影再度活跃在西欧社会的宗教舞台之上。从13世纪到15世纪,贝居因修会经历了兴起、发展、繁荣和衰微的历程。西欧城镇女性对贝居因修会的青睐和热衷,源于这一女性修道组织相对温和灵活的会规,它主张女性过一种超越尘世但又不离弃尘世的混合型灵修生活。贝居因运动的兴盛一方面反映了市民阶层的女性对传统修道院隐修制度的不满和否定,另一方面体现了被教会权威边缘化的平信徒渴望在教会之外表达信仰和虔诚的渴望。贝居因修会在14世纪遭到了教会的残酷镇压,这体现了追求信仰途径多元化的世俗宗教运动与维护宗教特权和教阶制度的教会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与冲突。15世纪之后,贝居因运动走向了衰微和沉寂。但是那些一度活跃在历史舞台之上的热情、虔诚而又意志坚定的女性们,以自己对信仰的深刻理解和义无反顾的践行,为即将到来的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奏响了序曲。

第一节
贝居因运动的兴起与历史背景

贝居因修会被当代历史学家称之为“中世纪修道史上惟一一次由女性发起,并且以女性为参与主体的宗教运动。” [1] 贝居因修会的参与者大多是来自城镇的中下层女性,她们主要属于市民阶层,但是其中也不乏出身中下层贵族的女性。贝居因修会的参与者遍布比利时、德国的莱茵河流域和法国的大小城镇。这些满怀宗教热情的虔诚女性试图在被教士掌控的修道院之外,为自己和其他平信徒寻觅一条新的救赎之路。有一部分研究者认为,贝居因(Beguine)这一名称来自于一位被称为“口吃者”兰伯特·勒·贝吉(Lambert le Bégue)的神父,或者源自杰汉斯·李·贝吉斯(Jehans li Beuins),他们都来自列日地区。 [2] 前者于1184年在默兹河畔建筑了一栋房屋,专供那些未能进入修道院的女性居住,让她们以自给自足的方式共同生活在一起。还有一部分学者指出,贝居因一词从词源学来看,是源自拉丁语“仁慈”(benignitate),或是“陷入宗教狂热中的女性”(quasi bono igne ignitae)。

中世纪的第一个贝居因组织究竟产生于何时是一个难以考证的问题。一般而言,当代西方研究者将1215年作为贝居因运动诞生的时间。在这一年,曾经担任奥格尼斯的玛丽(Marie d’Oiginies)的忏悔神父,随后又升任为大主教的雅克·德·维特利(Jacque de Vitry)为他所推崇的贝居因信徒去争取教皇英诺森三世的认可。维特利最终在1216年得到了新继位的教皇霍诺利乌斯三世对贝居因修会的赞许。教皇以口头承诺的方式认可了贝居因修会的修行模式,“不仅仅是列日教区还包括法国和帝国的修道女们可以居于一处,相互教导,以激励彼此向善。” [3] 教会的许可为贝居因修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安全保证。在此后的近一百年间,贝居因修会得到了极大发展。随着大量女性的加入,西欧各国的贝居因修会共同构成了中世纪晚期声势浩大的女性宗教运动。在这一过程中还产生了一批男性追随者,他们被称之为贝格哈德(Beghard)。在低地国家、德国的莱茵河流域以及法国北部地区,建立起了数以百计的贝居因会所(Beguinage/Beguine house)。在每一个贝居因会所中,修女少则数十人,多则上千人。 [4]

作为中世纪晚期最重要的女性修道运动,贝居因修会的兴起与这一时期的宗教信仰范式以及教会的一系列改革举措直接相关。在基督教的道德体系当中,女性的贞洁被赋予了极高的评价。圣保罗在《哥林多书》中的一系列言论,表明他将贞洁视为一种凌驾于婚姻之上的状态,而且他提倡男女两性都应当保持这种纯洁的状态。一些早期的教父神学家们也普遍认同这种观念,哲罗姆、安布罗修斯、奥古斯丁等人在谈论女性的信仰和德行时,都大力鼓吹女性贞洁与美德的联系。早期教会学者对于贞洁,尤其是女性贞洁的推崇,深刻影响了中世纪主流观念对于女性价值的定义。12世纪著名的神学家阿伯拉尔认为,象征贞洁的百合与象征殉道的玫瑰是女性圣徒获得的双重冠冕,他将贞洁视为女性神圣性的第一要义。 [5] 教会和神学家对于女性贞洁不遗余力的大力推崇,使得中世纪的女性往往将贞洁视作信仰虔诚的标志,进而狂热地投身于隐修生活当中。

在中世纪早期,教会对女性加入隐修生活持一种肯定和欢迎的态度。大量的双重修道院(double house) 的建立,表明了教会对女性修道的支持与认可。在中世纪的早期和盛期,能够进入修道院的女性大多出身贵族阶层,她们中的一部分人通过担任女修道院院长而获得了很大的权力。10世纪的甘德榭修道院的女院长,被萨克森国王奥托一世授予拥有独立法庭、私人军队、铸币权以及在帝国议会中拥有一席之地的殊荣。 [6] 正是因为这一时期的修道院主要面向贵族女性,所以能够进入其中的修女往往都具备了两个条件:其一是拥有贵族血统,其二是有一定的经济能力。贵族少女在披上修女的面纱时,她们的家庭需要为她们缴纳一大笔入院捐赠(entry gift)。总体而言,修道院对出身低微的市民女性持一种排斥的态度。当有人指责宾根的希尔德加德领导的修道院只接受贵族女性而拒绝平民女性时,她为自己辩护道,等级制度是由上帝拟定的,不应当被打破。 [7]

11世纪的格列高里教会改革对一度兴盛的女性修道运动产生了直接冲击。这场教会内部的改革不仅强化了教皇的集权和教阶制度,而且还对女修道院做出了一系列的限制,导致女修道院所占的比例急遽下降。教会改革完成之后,女修道院院长受到严格的监控,她们的权限也受到削减,一旦她们越过权限,就会引起教会的强烈反对。在中世纪晚期,西欧女性一方面被各种宗教团体,尤其是那些标榜守贫、谦卑的托钵修会激发出强烈的宗教热情;另一方面社会给予女性的宗教空间却在日益缩减。一度在12世纪大量接纳女性修道者的西多修会(Cistercians)和普雷蒙特雷修会(Premonstratensians),都在13世纪之后开始缩减乃至于关闭他们所领导的女修道院。中世纪晚期的两大托钵修会——方济各修会和多米尼克修会,同样对女性的修道行为持否定态度,反对女性修道者依附于其他们。修道院和托钵修会对于女性修道活动的共同限制和排斥,使得中世纪晚期的女性不得不在教会之外为自己开辟新的宗教生活空间。此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商品经济的复苏,使得来自市民阶层的女性开始代替贵族女性在中世纪晚期的信仰领域中扮演活跃的角色。 [8] 她们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女性修行模式,也不愿意被禁闭在修道院的高墙之内,而是渴望投身于尘世生活,通过辛勤劳作与服务他人来践行基督和使徒们的宗教理想。可以说正是这些出身卑微的虔诚女性对于信仰的执著追求,促成了贝居因修会的建立。

贝居因修会在中世纪晚期的兴起不仅与当时的宗教制度有着密切联系,同时还受到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氛围的影响。贝居因运动的发源地是位于尼德兰南部的低地国家,那里是欧洲城市复兴的起点之一。随着手工业和商贸的兴盛,这一地区在12、13世纪成为了西欧制造业和贸易的中心。城市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为城镇提供了大量工作机会,而且吸引了一大批农村剩余人口进入城市。女性在中世纪晚期的城市中虽然很难获得参与行政管理的机会,但是她们却可以广泛涉足经济活动,并且能够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历史学家苏拉密斯·萨哈在《第四等级——中世纪欧洲妇女史》中写道:

妇女在城市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谈及妇女的活动就无法描绘中世纪城市的生产活动和商业活动。她们在生产中的作用(也有人认为是新兴的城市文化伦理的一个方面)极为明显,在手工业行会和小商贩行会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妇女倘若履行市民的经济义务,她的地位要高于那些由于无力在城市中拥有财产,不能参加行会或者负担不起市民资格费的男性城市居民。

城镇中的女性能够通过参与经济活动来达到自给自足,这使得她们不再像传统修女那样必须依赖他人来提供避世的修道生活所需要的物质支持。贝居因修女大多以纺织、帮佣、看护病人和开办学校来获得经济收入。城市经济的繁荣为贝居因修女在传统隐修制度之外,实践自己的宗教理念提供了经济保障。最早的贝居因修会出现在低地国家,随后它又蔓延至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莱茵河流域,它们都是中世纪晚期西欧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除了中世纪晚期城镇和市场经济的复苏繁荣,贝居因修会得以兴盛的另一个重要社会原因是当时的人口和婚姻状况。由于战争和瘟疫的影响,西欧中世纪晚期的女性人口总数超过了男性,而且女性的寿命也长于男性,这种人口构成状况导致了一部分女性难以找到合适的配偶。对于那些无法走进婚姻的中下层市民女性而言,贝居因修会无疑是能够为她们提供人身保护和经济保障的理想去处。

除了经济和人口因素,中世纪晚期的社会文化氛围也对贝居因运动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在这一时期的城镇里,贝居因修会往往是女性教育最主要的提供者。一部分市民阶层的女童在贝居因修会开办的学校里接受教育,由此获得了基本的读写能力。她们中的一部分会在成年之后选择加入贝居因修会,这使得贝居因修女往往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贝居因修会中的佼佼者能够自如地运用俗语乃至拉丁语进行阅读和写作。在13世纪,盛行于贵族宫廷当中的典雅爱情通过俗语文学作品为市民阶层所熟悉。这些充满了理想色彩的浪漫传奇故事,对生活在城镇中的贝居因修女同样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贝居因修女在写作时,常常将她们所秉持的神学观念与俗语文学中的典雅爱情结合在一起。在她们的笔下,真正的典雅爱情只存在于上帝和纯洁的灵魂之间。浪漫传奇中英勇骑士为了心上人而不辞赴汤蹈火的行为,被贝居因女作家阐释为自由的灵魂在尘世间对至高上帝的不懈追寻。在她们看来,传统的修女对于自身的禁闭实质上是对彼岸神圣爱人的禁锢,而自由的贝居因修女则将圣爱从修道院的高墙内解放出来。 [9] 由此可见,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和俗语文学在市民阶层中的广泛传播,都对贝居因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推动和促进的作用。这些接受了良好教育的贝居因修女借助俗语写作来向大众传播贝居因修会的宗教理念。她们的作品为自己和修会赢得了巨大的声望,而且使得贝居因运动成为了13世纪蔚为大观的女性宗教运动。

[1] Walter Simons, Cities of Ladies: Beguine Communities in the Medieval Low Countries, 1200-1565,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1, p.143.

[2] Saskia Murk-Jansen, Bride in Desert: The Spirituality of the Beguines , London: Longman and Todd Ltd., 1998,p.26.

[3] Walter Simons, Cities of Ladies: Beguine Communities in the Medieval Low Countries, 1200-1565,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1, p.48.

[4] Walter Simons, Cities of Ladies: Beguine Communities in the Medieval Low Countries, 1200-1565,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1, pp.56-59.

[5] Barbara Newman, From Virile Woman to WomanChrist: Studies in medieval Religion and Literatur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5, p.28.

[6] Katharina M. Wilson, “The Saxon Canoness: Hrotsvit of Gandersheim”, in Medieval Women Writers, Katharina M. Wilson ed.,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4, p.31.

[7] Emilie Zum Brunn and Georgette Epiney-Burgard, Women Mystics in Medieval Europe, Sheila Hughes trans., St.Paul: Paragon House, 1989, p.6.

[8] Caroline Walker Bynum, Fragmentation and Redemption: Essay on Gender and Human Body in Medieval Religion , New York: Zone Books, 1992, p.58.

[9] Saskia Murk-Jansen, Bride in Desert: The Spirituality of the Beguines , London: Longman and Todd Ltd., 1998,pp.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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