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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是中国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小时候,我最盼望的一件事就是过年,因为过年有好吃的、好穿的,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其乐融融。其实不单单我,我想所有的小孩都有同样的心理。本山和我是同龄,也肯定是盼年的。但是在来我们家之前,不知道他一个人的年是怎样过的。

东北农村的春节是非常热闹的。一进入腊月,就似乎能听到年的脚步声了。随着日历一

篇一篇地被撕掉,我们闻到了越来越浓的年味。各家各户都开始准备年货,为的是过一个丰盛的年。平时不舍得吃、不舍得用的东西,现在都拿了出来,似乎人们一年忙到头就是为了这个年。

有两件事,是家家必做的:一是包黏豆包,二是杀猪。黏豆包是我们过年必需的食品,整个正月里我们主要就是吃黏豆包。黏豆包有黄、白两种:黄的是用大黄米面做的,白的是用黏大米面做的,里面是红小豆的馅。蒸的时候,豆包的下面放一片苏子叶,既防止黏锅又增加一股清香的味道。豆包不单单是我们过年吃的主食,也是馈赠亲友的一种礼品,尤其是上城里串门,农村没啥值钱的东西,带点黏豆包,表示点心意。另外,有些所谓的城里人也都是农村长大的,让他们吃点黏豆包也是让他们别忘了本。那时候我们各家都是大家庭,一家七、八口人很正常。所以黏豆包的数量也得相应地多一些,一家得包上好几麻袋,扔到仓房冻起来,否则不够吃。从某种意义上讲,每家包黏豆包的数量,也是这个家的人勤劳、日子过得红火的像征。

杀猪是我们最盼望的一件事,因为那意味着我们可以有肉吃了。人属于杂食性动物,什么都能吃。大概是出于这种动物的本性,小时候我是特别地爱吃肉,可以说对肉的渴望不比狼差多少。因为那年月我们一年到头也见不到点肉腥儿,馋得眼珠子都发蓝,恨不能见到活猪也咬上两口。幸亏人没长着一副狼的牙齿,如果那样的话,我敢说,中国的猪肯定会绝迹。所以一听到说要杀猪,我们都乐得屁颠屁颠的。我相信我的这些感受能够代表绝大多数和我同龄的人。

临近小年的时候,村里便几乎天天可以听见猪的尖叫声。这种声音是它在临死之前发出的哀嚎,并不好听。但是把这种声音和碗里香喷喷的肉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便不再觉得有什么不好,反倒觉得很亲切。

杀猪的程序是这样:先由几个壮汉把猪按倒在地,把四个蹄子捆起来,放在桌子或者案子上。这时候屠夫上前,照着脖子下面的地方一刀捅进去。手把好的,一刀捅到心脏,猪当时就毙命。技术差的,有时候要捅个三、两刀,这头猪也就倒了霉了,增加了许多不必要的痛苦。猪杀死后要放血,用一个大盆接猪血,用它来灌血肠或蒸着吃。一些宗教里认为,血是脏的东西,是不能吃的。但是那种美味的诱惑,使我们什么也顾不得了。放完了猪血,屠夫在猪的蹄子上割一个口,用一根两米来长的铁通条从口子插进去通一通,然后用嘴往里吹气,把猪吹的溜圆,比原来“胖”了许多,这样好便于褪毛。有句歇后语叫“杀猪吹屁眼——装通事”,是说那些不懂装懂的人。因为杀猪确实不是吹的屁眼,这是我亲眼所见。这个活可比吹气球费劲多了,没有点力气是干不了的。这时,那边的开水已经烧开,往猪的身上浇,开始褪毛。俗话说“死猪不怕开水烫”,就是从这儿来的。褪完了毛,开膛,取内脏,分解头蹄,把肉再分成若干块,整个程序就算完成了,剩下的就是吃了。

猪的身上几乎什么也不扔。一副下水(内脏)归了屠夫,剩下的就都进了我们的肚子。滑稽的是,我们嘴里一边吃着肉,一边哼着《猪八戒拱地》。想起当年威风凛凛的“天蓬元帅”,总觉得有点可笑。中国人的想像力真是丰富得可以,总是能够把最神圣和最世俗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让物质和精神彻底分离。

杀完了猪,我们开始打扫房子,贴对联、年画什么的。随便说一下,我小的时候非常喜欢年画。因为那时候年画的内容非常丰富,像《杨家将》、《岳家军》、《穆桂英》、《花木兰》、《包公赔情》、《寇准罢宴》等等故事和人物,我都是通过年画认识的。可以说,在那个年代年画是我们了解传统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那些年画画得都非常漂亮,色彩鲜艳,人物造型也都几乎完美,感觉我们古代人的生活很富足、很美好,非常理想化。我常常幻想,要是能回到古代生活,那一定很有意思。但是后来这些东西逐渐看不见了,取代它们的是那几个样板戏,一个个长着吓人的大红脸,摆着僵硬的姿势。

今年不同于往年,因为今年多了一个人,这个年就注定比往年更热闹了。本山和我,加上我的兄弟们房前屋后地乱串,有时上前帮大人一把,有时候也只是添乱。因为兴奋,我们谁也闲不住。除夕的晚上,我们一起在雪地里放鞭炮,迎接神的到来。虽然我们都没见过神的样子,但是我们都相信他的存在。我们还要给故去的先人们烧纸,意思是给他们“邮”点钱花。烧纸上明确地写上了收钱人的姓氏,但地址都是一个:丰都鬼城银行。如今丰都城已被三峡水库淹没,这“钱”还怎么邮?我很怀疑,这“钱”他们是否能够真的收到?妈说这东西很灵,收到了“那边”就会来信,托梦给她。不管是否理解,我们只管照着大人说的去做,所谓“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本山很虔诚,烧纸的时候非常认真,嘴里念念有词。火光映红了他那秩气的脸庞,刻画出一个分明的轮廓。我们俩心境大不相同:我是给我的爷爷、奶奶们烧纸,多少有点糊弄的成份;而本山是给他的爷爷和母亲烧纸,都是他的至亲,显得很庄重。烧完了纸,我们立刻就恢复了我们玩的天性。那时候我们没有电视,也更没有春节晚会,我们只有在空旷的原野上尽情地奔跑、嬉闹,非常开心。整个一夜我们都没睡,为的是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

过完了年,我们去乡里看秧歌。那时候各村都要组织秧歌队,踩高翘,跑旱船,挺有意思。踩高跷是个技术活,有点难度。我们小伙伴们也每人做了一副高跷,没事就瞎扭。现在想起来,那时候虽然穷,但是年过得挺有味。

正月十五,我们都到水库的冰面上去滚冰。当地有个风俗,说是正月十五这天到冰上滚一滚,一年到头脑袋不疼、肚子不疼。由本山带着头儿,我们十几个孩子一起来到冰面上。他让我们“毁”成一排,一个挨着一个地躺在冰面上,听他的口令。“滚!”他一声令下,我们几个各自朝不同的方向滚了起来。这下可热闹了,不是我踢了你的腰,就是你碰了他的头,乱成了一团。当我们迷迷糊糊地站起来的时候,本山却站在一边笑呢。原来他光让我们躺下,他却站着看热闹。我们又上当了。

本山在我们家过了一个很开心的春节。从1990年开始,我们家的春节都没有离开过本山,只不过他在电视上,我们在电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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